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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宗盛治時莆田

      □林勁松

      王夫之在《宋論》說:“仁宗之稱盛治,至于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仁宗》)意思是說,宋仁宗時被稱為治國的盛治,至今還讓聽聞其事的人們羨慕。仁宗躬行慈愛節儉的品德,而宰相臺諫侍從大臣,都是所謂的君子,那時成為治國的盛世,也是理所當然的。

      歷史雄辯證明,仁宗盛治,來之不易,與1043年開始的慶歷新政息息相關。據《長編》卷 143 的《答手詔條陳十事》記載,慶歷三年(1043 年)九月,范仲淹出任宰相,提出十大政。

      (一)明黜陟,嚴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時,升降官員“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并進”,不看政績好壞,只以資歷為準。故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循茍且,無所作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績,破格提拔有大功勞和明顯政績的,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

      (二)抑僥幸,不要搞封官許愿,糾正治理天下中僥幸取勝的念頭。當時,大官每年都可以自薦其子弟充京官。如果一個學士以上的官員,經過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這樣一個接一個地進入朝廷,不僅增加了國家財政開支,而且又不會辦事,恩蔭成了制作冗官的“加工廠”。所以,雖然皇恩浩蕩,但是于國于民卻沒有一絲一毫的好處。為了國家政治的清明和減少財政支考慮,應該盡可能減少大官的恩蔭。

      (三)精貢舉,改革貢舉制度,重視明經人才培養,精益求精。首先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把原來進士科只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這樣,門檻高了,要求嚴格了,國家才能通過科取士,得到更多有真才實學的人。

      (四)擇長官。針對當時分布在州縣兩級政府官員不稱職者十居八九的狀況,范仲淹建議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地檢查地方政績,獎勵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通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五)均公田。公田,即職田,是宋時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不均。范仲淹認為,供給不均,怎能要求官員盡職辦事呢?他建議朝廷均衡一下他們的職田收入;沒有發給職田的,按等級發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為政;對那些違法的人,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

      (六)厚農桑,重視農業、手工業,發展生產,以糾正“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現狀。范仲淹建議朝廷降下詔令,要求各級政府和人民,講究農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利,并制定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制度長期實行。

      (七)修武備,整治軍備。范仲淹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這些衛士,“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即每年大約用三個季度的時光務農,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斗,寓兵于農,實施這一制度,可以節省給養之費。而且京城成功了,以后還可以把這個制度推廣到了全國。

      (八)減徭役,減輕各地人民的徭役負擔。面對許多地方戶口已然減少,而民間對官府的供給,卻更加繁重的局面,范仲淹認為應將戶口少的縣裁減為鎮,將各州軍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為一院;職官廳差人干的雜役,可派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擔,將那些本不該承擔公役的人,全部放回農村。這樣,民間便不再為繁重徭役的困擾而憂愁了。

      (九)覃恩信,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旨令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另外,還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這樣,便處處都沒有阻隔皇恩的現象了。

      (十)重命令,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以改變“今睹國家每降宣敕條貫,煩而無信,輕易而弗懔,上失其威,下受其弊”的局面。法度是要取信于民,如今卻頒行不久便隨即更改,為此朝廷必須討論哪些可以長久推行的條令,刪去繁雜冗贅的條款,裁定為皇帝制命和國家法令,頒布下去。這樣,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經常變更了。

      《條陳十事》內容豐富,包括吏治、經濟、軍事、教育、民生等方面。寫成后,立即呈送給宋仁宗。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員商量,表示贊同,便逐漸以詔令形式頒發全國。于是,宋朝中期改革的第一篇章——慶歷新政(1043-1045),就在范仲淹的領導下開始譜寫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付諸實施。

      960年宋朝建立后,由于君臣民的共同努力,不斷取得了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教育諸方面顯著的成就,積累了豐富經驗。慶歷新政則是個新起點。十大政付諸于實踐,逐步落實,迎接到來的便是仁宗盛治,并且為神宗繼續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那么,仁宗盛治時莆田怎樣?本文想進行一次新的探討。

      首先,慶歷新政以后,官風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是慶歷盛治的政治保證。

      據《游洋志》卷之三記載,宋仁宗在位期間(1023-1063),興化縣先后有兩位受到人民群眾好評的知縣。許世昌,慶歷六年(1046)來宰斯邑。愛民如子。其有笞杖之刑,亦只示辱而已。且清白自持,但飲邑中一水,馀無所取。百姓比于召信臣。

      張彥博,嘉佑二年(1057)宰斯邑。有雷厲風行之風,有寬厚待人之量。老百姓一旦犯法,不用審問,不用動刑具,囚犯的罪行就會一清二楚;老百姓也無不佩服他辦事效率高。所以,縣令梅澤在堂壁上題詞:“由太平以至元豐,歷百馀年,臨是邦者惟聞許公世昌、張公彥博僅稱賢令焉。”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興化置縣;到了宋神宗元豐時(1078-1085)恰恰經歷百馀年。

      時勢造英雄。宋仁宗在位時興化縣有兩位受到民眾好評的知縣,那是來之不易的。這是值得我們今天好好研究的。宋朝建國之初,“冗官”之弊一直無法克服。后來又出現“冗兵”局面,朝政愈發雪上加霜。到了慶歷三年(1043),范仲淹出任宰相,提出“抑僥幸”,即不要搞封官許愿、“精貢舉”,重視選拔明經人才等國策,宋仁宗決心改革吏制,實行新政。其中,突出的是改革考試制度。例如,舊制選拔進士僅考詩賦,新政則增至三種:“先策,次論,次詩賦”。嘉佑二年(1057),宋仁宗“親試舉人。凡進士與殿試者,始皆免黜落”,進士和殿試者從此有了言論自由。由此可見,宋朝盛治從慶歷新政(1043-1045)開始選賢舉能。

      為什么慶歷新政那么靈?前后僅僅三年,就會大見成效?原來,學校教育是國家和民族的命根子。教育方針正確與否,直接關系著官風和民風的健康程度。春秋后期,孔子創辦私學,用六經教書育人,教育學生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君子精神。有了君子精神,才能勇挑國家和民族重任。范仲淹的精貢舉也是這樣,對全國各地學校教學要求比以前更加嚴格了。要求他們不僅要教好詩賦,而且還要教好國策,讀六經,明古今,懂得出謀獻策,寫政論文。國策,是國家的基本政策。宋初所以冗官,不會辦事的人多,全因為應試時不是考國策,而是僅僅考詩賦。所以,出了問題不能一味怪政府官員,還要怪國家考核時出了偏差。政論文是對考生國策、理論、能力、觀點等方面的綜合測試,既考核考生的語言表達能力、知識水平,又考核學生政治思想修養或政治見解等等。由于考核要求不同了,精益求精,所以,慶歷新政揭開了宋朝中期改革的序幕,改革吏治,改革考試制度成了那時的重頭戲。司馬光、王安石等人雖然是以前的進士,但是,他們卻都是經過慶歷新政洗禮的人們,無不顯得今非昔比了。司馬光后來主編《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代大史學家;王安石后來主持變法,歷史貢獻大,列寧稱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許世昌、張彥博出任興化知縣,干出了一番事業,受到了當地的好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知縣不同了,興化軍三縣人口變化規律也不同了。《重刊興化府志》即弘治志卷之十說,據《宋史》記載,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4)63157 戶,宋郡志為 64887 戶,其中主戶 41982 戶,客戶 22905 戶;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55237 戶,其中主戶 35153 戶,客戶 20084 戶;宋光宗紹熙年間(1190-1194)72363 戶,其中主戶 44376 戶,客戶 27987 戶。太平興國年間,這一地區人口已經達到 63157 戶,但是 100 年后,這里在籍人口反而少了近 8000 戶,和唐朝前期在籍人口不斷上升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到了后來卻是又升了起來,增加了一萬七千多戶。宋代興化軍在籍人口為什么先降后升?一句話,冗官害死人!政府官員不會辦事的人多,地方上遇到的問題得不到解決,人們只好背鄉離井,到別的地方謀生。其結果人走多了,成群結隊離了,興化軍三縣人口也就不斷下降了。到了慶歷新政時,改革吏治,官風變了,人心才漸漸思定了;到處流浪、無家可歸的人們一直到了這時才想回到自己的家鄉。從此,在籍人口開始回升了。所以,慶歷新政期間興化軍在籍人口比元豐時還少得多,經過三四十年長期努力后才達到 55237 戶。以后木蘭陂等農田水利工程竣工了,發展農業的條件日益完善了,在籍人口也就越來越多了。所以,知縣不同了,有時也會迎來在籍人口的大變化。

      毛主席說:“政治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宋仁宗時興化兩知縣富有中華民族的君子精神。他倆立足山區,愛祖國,愛人民,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史上留名,令人贊嘆不已。他們給后來人樹立了榜樣,推動和促進了本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展。據《游洋志》卷之四記載:熙寧九年(1076),薛奕“以貢士入京,上書愿就武舉,遂以第一甲狀元及第。時同郡徐鐸亦冠進士,神宗賜詩以寵之,曰:‘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 ’” 興化教育從此名聞天下。所以,慶歷新政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并不是由誰說了算,而是由宋朝中期改革日益深入的社會實際下結論。時勢造英雄,慶歷新政簡直成了英雄輩出的改革,司馬光、王安石、許世昌、張彥博……

      其次,認真落實厚農桑,從奏復五塘到創建太平陂,莆田水利事業日新月異。這是仁宗盛治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具體表現。

      據《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三十一記載,慶歷新政以后,蔡襄向宋仁宗遞上《奏復五塘剳子》。文章說,“莆田縣有陂塘五所,勝壽、西沖、泰和、屯前、東塘,自來積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馀頃為田,約八千余家耕種為業。大中祥符(1008-1016)年中,有百姓陳清等陳狀,于萩蘆陂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卻決去五所陂塘,以地為田,官司妨礙,不與檢給。天圣(1023-1031)年中,陳潭知軍日,其陳清卻與官戶形勢計會,同共請塘內地土,州縣徇私曲理,先次給卻屯前、泰和、東塘陂塘三所,去水為田,舊日仰塘水灌注之地盡皆焦旱。百姓爭訟,州縣一向抑迫不與申理。至李余慶知軍日,陳清又請勝壽、西沖二塘為田,其時不與檢給。寶元(1038-1040)年中汪隨政內徇私順情,一向檢給,科率產錢供輸賦稅”。其結果,“自決去五所陂塘以來,沿海咸地止仰天雨,有種無收,州縣多是不與放免稅賦,是致人戶逃移”。

      上面這些記載告訴我們,在慶歷新政以前,莆田縣農田水利建設不僅得不到重視,而且連已有的陂塘都遭到破壞。例如勝壽塘,是唐太宗貞觀五年(631)建造的,有好幾百年經濟效益,但是到宋初時卻被廢之為田。州縣面對民生熟視無睹,麻木不仁,沒有采取有效措施保護農民的利益,結果導致許多人家背鄉離井,逃移他鄉。直至慶歷三年秋旱,官府才“放產稅例及九分”。

      有比較才能鑒別。蔡襄說:“竊緣舊作陂塘,灌田一千余頃,濟活八千余家。及決塘為田以來,收得塘內田一百余頃,豐贍官勢戶三十余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卻賦稅至多。”這就是說,慶歷新政以后,老百姓生活得到關心,雨水不足時,就要減免賦稅。8000 多戶和 30 多戶,孰輕孰重,也就清楚了。所以,通過比較之后,他說:“若以民間利害,即貧困卻八千余家,止豐贍得官戶得官戶三十余家;若以官中租賦,即每年蠲放千頃租賦,只得百頃租賦,其為利害公私灼然。”從中可以看出,過去那些父母官就沒有去認真算好這筆賬,所以,他們是糊涂官,做成了許多傷天害理的事情。

      蔡襄為家鄉老百姓做了好事。弘治志卷之五十三說:“祥符中,民陳清等侵占為田。慶歷中,蔡襄嘗奏復五塘。”十大政實行以后,宋朝中期的改革不斷深入,“厚農桑”成了許多人的共識,講究農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利,成為了官民的共同行動。蔡襄奏復五塘正是在這樣情況下進行的。其后,誰要是坑農民、害農民,那就有人管了!慶歷新政以后,莆田水利工程建設得到了加強。蔡襄奏復五塘說明了這一點,宋仁宗嘉佑中(1056-1063)興化知軍劉諤創建太平陂也說明了這一點。

      據弘治志卷之五十三記載,太平陂又名太和陂,灌興教、延壽二里田七百頃。“按古興化縣有萩蘆溪,其流甚長,諤址石溪流,堰為陂,深二丈,闊二十丈。水色紺碧,溪源演迤。乃作圳,引而南注。圳沿山而行,皆用石徹理。遇山壑斷處,乃作砥柱,聯駕石船而飛渡之其勢磬折蛇行二十余里。及入境,乃分為上下二圳。上圳得水七分,以灌興教、延壽二里高仰田土;下圳得水三分,專灌興教、吳塘、漏頭等處平洋田土。初,陂未作,民賴勝壽塘、太和塘、西沖塘、屯前塘、東塘以資灌溉。祥符中,民陳清等侵占為田。慶歷中,蔡襄嘗復五塘。及諤太平陂成,而太和塘、東塘、屯前塘竟廢為田。熙寧中(1068-1077 年)官令分太和田以償諤之陂作,而籍其余及東塘、屯前塘田。為陂之修防計,設陂首一人,陂干一人,甲頭二人,長工二人,各有食田;其長工食直,則取給于陂首。 ” 與此同時,還肯定劉諤的歷史功績,“撥大塘田酬公陂作,立廟于陂側,至今呼為太和廟,其陂為太和陂云。”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水利日新月異的過程,也是興化軍三縣認真落實厚農桑的過程。

      其三,海上絲綢之路越來越寬廣。

      莆田地處東南沿海,唐武德五年(622)置縣。唐代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授田于民,有口分田,有永業田。在父母官的帶領下,莆田沿海掀起了圍海造田挖池塘的熱潮。據朱維幹先生《福建史稿》第六章第一節介紹,唐代重視水利,就閩南來說,先筑塘,后筑陂。“筑塘最多的是莆田。興化灣港汊深入把莆田劃分為南北二洋(莆語平原曰洋)。北洋有五塘,南洋有六塘。

      ”北洋五塘,頡洋塘最大,在縣城東北四十里。貞觀五年(631年)置,周十里,溉田二百頃。

      “南洋六塘,國清塘最大,亦貞觀五年置,在縣城東南二十里,周三十里,溉田三百頃。次則橫塘,貞觀二年置,在縣城南二十里。周二十里,溉田面積與頡洋塘等。”

      統計大小各塘溉田總面積一千二百頃,均貞觀中置。建成了這些水庫,有利于農業發展,所以,唐武德五年(622)莆田重新立縣不久,就升為上縣。70多年后,又由一個變成了兩個縣,仙游縣誕生了。

      唐建中時(780-783年),吳興率眾在渡塘,一作杜塘 (今莆城北門外霞尾村菱角池),圍海造田,筑長堤以捍潮汐,又筑延壽陂,溉田四百頃。這是開發莆田北洋平原的開始。

      據弘治志卷之三十,《復延壽陂長生溝水利記》記載,成化十二年(1476)遇上了大旱之年,在延壽陂發生了富有教育意義的事情。 “莆城西北有溪,發源萬山中,至使華亭與潮汐通。唐建中(780-783)間,郡人吳興公即其地筑堤以堰水,名曰延壽陂。陂之口,中疏一派,引水以溉東廂、延壽、仁德、孝義諸里之田,名曰長生港。其東偏別疏一派,引水以溉尊賢里之田,名曰兒戲陂。古郡志(即宋志)謂溉田二千頃,其利幾半莆田。今計二水之所及,長生港蓋十八九,兒戲陂特十一二而已。然其地勢,兒戲陂視長生港稍高,其里人憚于浚導,因私為斗門于長生港,而塞其水,使專注兒戲陂。諸里雖失其利,然而其歲非甚旱,溝渠未涸,猶可茍且目前,不以為病也。”

      成化十二年(1476)空前大旱降臨莆田,由于有關部門出面,及時處理諸里內部矛盾,出現了大旱之年,各地“苗不槁”,照常有個好收成的感人故事。后來,黃仲昭還應邀寫了《復延壽陂長生溝水利記》,作為正確處理內部矛盾的一個紀念。讀了以后,我深刻體會到,長生港,長生不老之港也,可謂是名副其實,1300年來,默默無聞工作,誓與北洋平原共存亡,這種精神實實在在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尊敬的。延壽陂是這樣,木蘭陂、使華陂等也是這樣,默默無聞工作,勞苦功高,長期為莆田水利事業升級做出貢獻。

      延壽陂和后來的木蘭陂一樣,花錢多。在這方面,歷史記載沒有具體說,并不等于延壽陂建造沒有花什么錢。這是不言而喻的。

      既然如此,那么,吳興公是做什么活的,是商人,是工人,還是農民?筆者認為他既是農業經營大戶,又是個大海商。這是他造陂的不可缺少的條件。

      據歷史記載,唐高宗顯慶六年(661),創設市舶使于廣州,總管海路邦交外貿,派專官充任。市舶使的職責主要是:向前來貿易的船舶征收關稅,代表宮廷采購一定數量的舶來品,管理商人向皇帝進貢的物品,對市舶貿易進行監督和管理。海上絲綢之路序幕從此拉開了。

      在那時,我們莆田地處福建東南沿海,臨近廣州,得天獨厚,南北洋平原成了莆田外貿發展的廣闊天地。這是不言而喻的。(歷史研究,首先就要有商品經濟發展觀念,不要老是停留在古代中國社會經濟“落后論”觀點,以為我在發表什么奇談怪論,那就什么都研究不了的。)吳興是農業經營大戶,有著他發家致富的基地,因為農業歷來是實行多種經營,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他又是大海商,延壽陂的建成證明,吳興是治水的大善人。他勤奮好學,足智多謀,在市場上一定是個競爭能手,大贏家。延壽陂這樣一個工程,一定是出自經濟上有實力、水利上有遠見卓識者之手。例如,他為分水河取名“長生港”,顯示出了吳公胸有成竹,是一個自信心極強的人。在治水方面,要是沒有相當把握,誰也不敢夸這個海口。1300年歷史反復證明,“長生港”名副其實,是個長生不老之港,直至今天,仍然還在正常運作。你說他這一招厲害不厲害?!與此同時,還要請人幫忙,發給他們工錢,沒有相當經濟實力,延壽陂就無法上去。這些實際,我們今天學習和研究歷史時,都要一一予以考慮。而且只有考慮了,我們研究才能貼近歷史,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

      而且這么一研究,興化商人歷史就有了自己的起點,和莆田置縣歷史一樣悠久。我市地處亞熱帶地區,土特產多,例如四季名果荔枝、龍眼等,海產品紫菜、牡蠣等,過去一直是暢銷海內外。吳興懂得把賺來的錢建造延壽陂;后人則知道繼往開來,繼續開發北洋平原,由原來的400頃,增至宋代的2000頃,翻了兩番多,增加了4倍。這是因為這里地理條件優越,海外貿易賺錢多,海上絲綢之路越來越寬廣。從中也可以看出,慶歷新政“厚農桑”,重視發展社會經濟,大得人心。

      其四,興化軍三縣文化教育發生了變化。一是得中進士者數量增加了。據弘治志卷十六宋進士科記載,從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開科取士始,至慶歷二年(1042 年)82 年,興化軍得中進士 93 人,其中,莆田縣 63 人,仙游縣 24 人,興化縣 6 人。從慶歷六年(1046 年)到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 年)僅僅 24 年,興化軍得中進士就達到 94 人,其中莆田縣 67 人,仙游縣 23 人,興化縣 4 人。以后,那是越來越多了。

      張琴在《重刊福建興化縣志序》中說:“縣雖僻處萬山中,而泉石奇秀,如鯉湖、夾漈,皆以風景名天下。有瑞云峰,盤據永泰、莆田、福清三邑間,古有‘瑞云山下出三元’之語,乾道丙戌(1166 年)科蕭國梁發大魁,己丑(1169 年)科鄭僑,壬辰(1172 年)科黃定繼之,鄭僑尤以相業顯。時人有云:‘相去之間不百里,七年三度狀元求。’洵佳話也。鄭厚、鄭樵筑修史堂于東山,兄弟上書,名震海內。《通志》一書,至今學者奉為圭臬。《選舉志》稱宋登進士第者九十余人,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詞科一人。地靈者人自杰,其信然歟!”興化縣人口不及莆田縣的十幾分之一,得中狀元卻是并不比莆田縣少,而且還多了一個武狀元。如果按人口平均計算,宋代興化縣得中進士居興化軍首位。所以,張琴在序中對古興化縣教育成就贊嘆不已。

      二是學校教育有了大的發展。唐時,只有莆、仙兩所縣學;興化軍建立后,縣學多了一所,并始有了郡學。軍學,弘志志卷十五說,“真宗咸平元年(998 年),有詔立軍學,進士方儀、陳詡及邑人輸錢三十萬。二年,儀與弟能及從子慎言舉茂才至京師,復上書請官錢三十萬,修三禮堂與步廊、崇閣;越六年而學成”。弘治志卷十五還說,莆田縣學,“蓋自唐設,其額張九齡書也”。雖然語焉不詳,但是卻告訴我們,唐代莆田縣既是經濟的上縣,又是教育的上縣,并且還受到了“開元盛世”名相張九齡的賞識,否則人家也就不會出手題字。這是不言而喻的。

      按古例,郡、縣學校必須經常完成上面攤派人才的名額,“貢生”經禮部統一考核后才有“明經” 、 “進士”等及第。一個縣要是長期沒有明經、進士及第,那么縣老爺就肯定會被撤職查辦!所以,林藻僅僅是古莆田縣歷史記載上第一個進士,林披僅僅是歷史記載上第一個明經及第。以前由于郡縣政府不重視歷史記載,所以出現空白現象。

      《游洋志》即《重刊興化縣志》卷二《儒學志》說:“儒學,舊在興泰里,宋紹興(高宗年號)二年(1132 年)邑宰詹公卓然建于尉廳;又以其地狹陋,乃移于三圣堂,規模甫立。”弘治志卷十五說,“慶歷四年(1044 年)復有詔立縣學,縣滿 200 戶以上者”。這就是說,興化縣學在宋高宗紹興二年以前早就有了,而且很有可能是在慶歷四年時立的。那時該縣人口不多,就有一所縣學,莆田縣人口比她多了十幾倍,也只有一所縣學。那時縣學和郡學相當于今天專門培養干部的本科大學,學生送禮部考核后就可以做官或去學校教學生。這說明,慶歷新政后,宋政府重視山區教育,辦教育向山區傾斜,興化縣因此得天獨厚。而且那里的人民也沒有辜負中央政府的期望,為國家奉獻出了許多優秀人才。

      綜上所述,宋仁宗慶歷新政以后,興化軍三縣的學校教育受到重視,有了大發展。所以,在那時,興化軍狀元多,進士多,進中央政府部門工作的人多,當宰相的多,很不簡單。

      以上從四個方面收集材料,把仁宗盛治時莆田進行一番歷史回顧。莆田的變化說明,960年,宋朝建立;83年后,慶歷新政出臺,從此,有了一個新起點,值得慶賀。否則,陳舊的東西不下去,新的有生命力上不了,不用說莆田發展不了,就是整個國家,也是無藥可治,勢必沒有出路。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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