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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學理論先驅——鄭樵

      □余文煙

      一、鄭樵生平及其《通志》

      鄭樵,字漁仲,號夾漈,自稱溪西逸民,因居夾漈山,當地人俗稱夾漈公,南宋興化軍莆田廣業里霞溪林邊(今莆田市涵江區白沙鎮廣山村林邊村民小組)人,生于公元1104年,卒于公元1162年,著名史學家、杰出的圖書館學理論家、目錄學家。

      鄭樵一生無意仕途,不應科舉,但他卻有長遠的讀書立說的遠景規劃,曾制訂他的學習計劃,以“十年為經旨之學”,“三年為禮樂之學”,“三年為文字之學”,“五六年為天文地理之學、為蟲魚草木之學”,“八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鄭樵酷愛讀書,但對前人之書并不盲目崇拜,反對“空 言著書”, 批評許多學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變化” 認為“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指出前人之書固然要讀,而親自實踐更不容忽視。

      鄭樵一生“山林三十年,著書千余卷”,最能體現鄭樵畢生治學功力所在的,唯有《通志》200卷。這是按《史紀》體例編制的一部通史,記載了古代社會歷史、自然科學以及文學藝術等各個方面的內容,并描述了各種學科的發展過程。這是前無古人的創舉。

      鄭樵稱《通志》中的二十略是“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特別是二十略中的《校讎略》、《藝文略》、《圖譜略》,全面系統地反映了鄭樵的圖書館學思想,即所謂圖書的采集、分類、編目、注釋、整理、使用等問題,而更重要的是他在《校讎略》中,根據歷史發展的觀點,講明圖書分類和編目的重要作用,做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同時,在《藝文略》和《圖譜略》里,則把他的理論具體地加以貫徹和應用。鄭樵認為圖書館這一領域是“天下之學術”,同為 “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 第一次把圖書館領域的知識列為一門學問。

      二、 鄭樵的圖書館學理論

      ——鄭樵的圖書采訪理論

      鄭樵主張,國家圖書館應盡藏天下之書,對已有的要善加保管,未備的需廣泛征求。指出“堂堂天府而不能盡天下之圖書乎。不求耳” ,還提出“ 闕書備于后世說”、“亡書出于后世論”的論斷。對于圖書采訪他提出“亡書出于民間”的觀點。認為,即使國家興旺發達,盛世太平,也仍然有很多的圖書瑰寶遺留在民間。究其原因為“求書之道未至耳” 因此,鄭樵系統地總結出了《求書之道有八論九箱》即:“一日即類以求,二日旁類以求,三日因地以求,四日因家以求,五日求之公,六日求之私,七日因人以求,八日因代以求”。鄭樵從與圖書有關的人物、時間、地點等各方面,多途徑地對圖書館采集進行了闡述,第一次將圖書館采訪工作理論化。

      ——鄭樵的圖書分類理論

      鄭樵重視圖書分類理論以及體系的建構,這也正是他創造性提出新的分類法的前提。他指出“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如果圖書部類分明,分類體系科學,即可以“世有變故,而書不亡”即可以“世有變故,而書不亡,”人有存沒,而學不息“。對于分類的重要性到鄭樵之時才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他提出圖書分類有兩大重要作用:一為明學,二為存書。如在《編次必謹類例論》中說”類例既分。學術自明…睹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這段話指出了文獻分類與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間的關系,明學的作用,呼之欲出,至于存書作用。鄭椎認為……書籍之亡也,由類例之法不分也;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雖亡而不能亡也。”

      鄭樵經過長期探素。突破傳統“四分法”、“七分法”, 將學科分類擴大到十二大類,在過去的二級位基礎上將類表擴大為三級分類表。這在我國圖書分類史上是空前的創舉。中國目錄學家、圖書館學家王重民先生說:“鄭樵創立新的分類體系是最杰出的一種。他把分類表發展到第三位。建成一個更系統,更詳細的分類法。是我國圖書分類史上的一大突進。… 鄭樵實際上已進入那種完整體系的大門。”

      (1)分類要以圖書內容為主

      鄭樵提出分類應以書為綱。不能以人為綱的原則。一個作者的不同類著作應歸入各類。把作者姓名注于書名之下,另一原則是“著錄不能見名不見書,看前不看后,而是要通觀全書”。

      鄭樵在《校讎略》中指出“古之編書 ,以人類書。何嘗以書類人哉?人則于書之下注姓名耳。《唐志》一例削注,一例大書,遂以書類人,大有相妨,若用《隋志例,以其人之姓名·著注于其下,無有不安之理。”鄭樵批評前人只注意按人分類,而忽略了圖書所反映的學科本質屬性和應以圖書內容為主的分類原則。

      (2)同類書必須歸入一類

      鄭樵遵循“書守其類” 的圖書編目歸類思想,提出“一類之書,當集在一處,不可有所間也”。重要原則,要做好這一點是有難度的,就連鄭樵稱道的《隋書?經藉志》,在美分之時,也還存在許多混亂的現象。但作為圖書編目人員。努力做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在編撰《藝文略》時,鄭樵盡可能將同類書集中在一起,做到凡已歸入某一類的圖書。不再歸入另一類,以保證歸類正確,前后一致。

      (3)類目不可相濫為一

      古代的圖書從類目設置到圖書分類,在鄭樵之前是沒有一個統一標準的。鄭樵提出“類書者,謂總眾類不可分也”的指導思想,在《藝文略》的類目設置中得到充分的體現。他的獨創舉措是對以往歷代舊分類體系的突破,適應了類書分類的需要,也表明鄭樵已認識到圖書分類和學科分類的區別。

      另外,鄭樵根據圖書本身外在的特點和內在的學科性質的區別,提出了“可分之書,當列入別類” 的歸類原則,即綜合性的類書歸入總類,專科性的類書歸入專類,能入下位類的,決不入上位類等。比如鄭樵提出:“且如天文有類書, 自當列天文類,職官有類書,自當列職官類。豈可以為類書而總入類書類乎?”就是采用以學科分類為主,以形式分類為輔的這一科學的分類標準。

      (4)類分圖書后必須進行審核

      圖書經分類標引后,必須“嚴格審校,以保證分類工作的質量。鄭樵舉《隋志》的分類實例:”《嘉瑞記》、《懈瑞記》兩書,既出雜傳,又出五行。《諸葛武侯集》數種書。既出儒類,又出總集。《眾僧傳》等書,既出雜傳,又出雜家“。這是一書兩入。對于前人的分類實踐,鄭樵一直認為”《隋志》最可信。但仍然出現上述錯誤。究其原因:一是“緣分類不考,故亦有重復者”;二是“實由分類不明,是致差互” 而歸相結底,是“不校勘之過也”。

      3.鄭樵的圖書著錄理論

      在圖書著錄方法上,鄭樵大膽提出“類書”的著錄方法,即根據書的內容進行分類著錄。他在《校讎略》中闡述了“不類書而類人論三篇”。 批評了歐陽修以撰人為主的著錄方法。同時,他主張編目要有次序,這樣做可見先后之次,可見因革之宜而無所濫。在圖書館注釋方面,鄭樵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提出了“泛釋無義”的著名論斷,指出“應釋者而一概不釋,謂之簡,不應釋而一慨釋之,謂之繁……不言自顯的則不必加注釋。”指出:于疑晦者,則釋之;無疑晦者,則以類舉。他的這些理論,在他所編的《藝文略》中得到了生動具體的運用。

      4.鄭樵的圖書管理和利用理論

      對管理圖書,鄭樵有他的獨到見解,認為必須“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不能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校書更要專職久任。提出了“求書之官,不可不遣,校書之任,不可不專”的理論。他列舉了司馬遷、劉向父子、虞世南、顏師古等相繼擔任主管全國圖書的長官,一直負責國家的圖書整理、 分編、校訂、注釋等工作,達到了“圖書之備,文物之興”的目的。 針對當時國家藏書,讀者范圍小的情況,他倡導讓一切能讀書的人閱覽,他說他寫《校讎略》的目的就是“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流通就是利用,這是圖書館功能的集中表現,鄭樵是最早使用流通這個概念的人。

      綜上所述,鄭樵在圖書館學領域,創造性地提出了許多前人未發現的圖書館學新理論和新方法,以藏書整理為核心,以流通使用為目的,包括圖書的搜集采訪、分類編目、著錄、校對乃至圖書管理人員使用等等,都是我國圖書館學的先進思想,他這種先進思想為我國古代目錄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至今在圖書館學工作中都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同時也是鄭樵之所以成為我國圖書館學理論先驅的重要原因,受到歷代學者的推崇和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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