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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澤上殿領新命

      □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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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臣舉薦】

      紹興二十五年(1155)十一月,弄權亂政、賣國投降的奸相秦檜病死。南宋朝廷自此有了一線生機,多年來被秦檜迫害貶逐的重臣也復職回朝。困擾鄭樵多年的私人修史顧忌,從此徹底解除。

      其實,鄭樵的著述早已為朝野有識之士所賞識。尤其他的書收藏秘府后,更是受到士人的推崇。只因秦檜一手遮天,禁修私史,而不敢公開議論,只在私下流傳稱許而已。

      紹興二十七年(1157)十一月,工部侍郎王綸、侍講汪應辰、侍講賀允中等四人,先后向宋高宗進狀,推薦召見鄭樵,給予任用。

      王綸,南宋建康(今江蘇南京)人,字德言。紹興進士,歷任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監察御史等職。因不從秦檜意旨被罷職。秦檜死,起用為起居舍人、崇政殿說書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為高宗進講《春秋傳》,多數詔命是他起草的,升任同知樞密院事。他的推薦狀說:

      興化軍進士鄭樵,耽嗜墳籍(古代典籍),杜門著書。頃年嘗以所著書,獻之朝廷,降付東觀(宮中貯藏檔案、典籍與從事校書、著述的處所)。比聞撰述益多,恐必有補治道。終老葦布,可謂遺才。望賜召對,驗其所學。果有可取,即乞依王蘋、鄧名世例施行,庶學者有所激勸。

      王蘋,福州福清人,后徙居蘇州,字信伯。平江守臣孫祐薦其學行,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后參與纂修《神宗實錄》,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通判常州,主管臺州崇道觀致仕。鄧名世,字元亞,江西撫州臨川人。紹興四年(1134),進所著《春秋四譜》及《古今姓氏書辨證》,賜同進士出身,授史館校勘,改秘書省正字,除校書郎,遷著作郎。

      汪應辰,初名洋,字圣錫,信州玉山(今屬江西上饒市)人。紹興五年(1135)考中狀元,與鄭厚同榜。高宗特書《中庸篇》賜他,又賜名應辰。為宰相趙鼎所器重,授鎮東軍簽判,召為秘書省正字。時秦檜主和議,汪應辰上疏主張抗金,力言“因循無備、上下相蒙、不明敵勢”的危險,而違反秦檜意旨,貶為通判建州(今福建建甌)等地。秦檜死后,召為吏部郎官,除秘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權戶部侍郎兼侍講。其舉薦狀說:

      臣聞舜之所以為大圣者,以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恭惟陛下,與人為善,如舜之德。凡為臣子者,宜仰體圣意,有所見聞,皆以之獻之于上。況臣蒙恩特厚,尤不宜以疏遠自外。

      伏見福州寄居鄭樵,自少篤學,無他嗜好,年逾五(七)十,稱道不倦。所著《六書本義》,明古人制字之意,皆有證援。疑者闕之,不為強說,足以辨近世儒者私意穿鑿之失。又有《詩傳》,其考究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測經旨,簡易明白。伏望圣慈,令福州取索,繕寫投進。庶幾一經圣鑒,必有取焉,亦足以慰其記事纂言之勤。

      話說鄭樵從兄鄭厚,因為不贊成和議路線,又是趙鼎薦舉的,因此在廣東茶鹽干辦公事任上,十年沒有升調。直到秦檜死后,才起用為昭信軍(治所今江西贛州)節度推官,后改任湘鄉(今屬湖南)知縣。他對鄭樵修史始終竭力支持,利用官場上的關系奔走呼號。汪應辰曾經是他科舉同榜的狀元,也因受到趙鼎的重用而遭秦檜貶謫。由此推想,汪應辰奏請高宗召見鄭樵,可能就有鄭厚的促使之力。

      賀允中,字子忱,眉州(今屬四川)人。政和五年進士,歷任潁昌府(治所今河南許昌)教授,國子監、宗正寺丞,秘書省著作郎等職。高宗時自吏部侍郎除參知政事,后又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紹興九年(1139),為福建路轉運副使,因不愿阿附奸相秦檜,被改為提舉宮觀閑職。秦檜死后才得起用,任吏部尚書兼侍讀。

      四名近臣的薦言,很快得到高宗的采納,于是召命鄭樵進京。民間傳說,圣旨傳到之前,鄭樵家鄉霞溪的天空,連續幾天祥云滿天。前夜,又有一股寒光從溪潭竄起,顯示吉祥之兆。后來,邑人、梅州知府薛珩賦詩記錄了這一盛事。詩云:

      一夜寒潭闞碧虛,閑云自在卷還舒。

      夜來數仞寒光起,早去溪頭聽詔書。

      目睹印有鶴頭圖案的精致詔書,五十五歲的鄭樵老淚縱橫,激動萬分。自從宋廷南渡后,由于時局變遷與秦檜弄權亂政,朝廷已有二十多年沒有聘用民間儒士。鄭樵突然收到皇帝的特別詔令,為當時的輿論所稱快。興化軍還特為鄭樵以布衣被召,立“特起坊”紀念。

      鄭樵他深知此行的使命,首要是乞請高宗皇帝允許他纂修《通志》。于是精心撰寫了一份《修史大例》,簡要說明編修《通志》的體例,以便提交皇上閱覽知情。并把已經寫成的著作書目另編一冊,名為《夾漈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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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旨碑

      【草澤上殿】

      紹興二十八年(1158) 二月,鄭樵啟行赴臨安陛對。此行為公事,一路上享用官府驛傳接送,馬不停蹄地抵達京都臨安。高宗皇帝在邇英殿召見了鄭樵。

      鄭樵面奏說:“微臣身居山林三十多年,探討古今典籍,撰寫成書。分作十類:一為小學類,二為經旨類,三為禮類,四為樂類,五為校讎類,六為譜系類,七為天文類,八為地理類,九為名物類,十為方書類,共五十種,都是已經寫成的書。沒有寫成的這部書,臣選取歷代的史籍,從三皇時代開始,至五代為止,連貫會通為一書,名叫《通志》。參照采用司馬遷的體例,然而又不同于司馬遷的寫法。鄭重而恭敬謹慎地摘抄它的要覽十二篇,名為《修史大例》。還有已經寫成的書稍多,未能辨識,現有目錄一篇,名為《夾漈書目》。”

      高宗高興地收下兩本書,問道:“《資治通鑒》的全本太繁多,節本又太簡單,怎樣使它繁簡適中,便于翻閱呢?”又問:“司馬遷《史記》,囊括成一部書,它的功用在于十篇《表》,為什么學者不懂得他的用心呢?”

      鄭樵回奏說:“學者把《通鑒》與《六經》并列,老師儒都不能夠議論它的得失。班固的《漢書》距司馬遷不遠,就已經不明白十個《表》的功用,后生晚輩怎么能懂得司馬遷制《表》的用心呢?其實是這是由于天賦所得。”

      于是鄭樵進一步論述,自班固以來,斷代編史的體例,全都失去班彪(班固父親)、司馬遷寫作史籍的本意,又失去了孔子編訂《詩》《書》時增刪相因的道理。

      高宗聽后,說:“聽說賢卿的名字已經很久了,詳細闡述古代學說,自成一家之言。為何相見這樣晚呀!”

      當時的問答已經過了十幾刻時間,鄭樵于是告辭請退。

      皇上說:“聽見賢卿的議論這樣高明深遠,使朕自然忘記了疲倦。”

      宋高宗一向喜歡讀史,平時每日午后必讀《春秋》、《史記》,晚上讀《尚書》,尤其喜愛《春秋左傳》,差不多每月都要讀一遍。又安排經筵為他講讀《資治通鑒》,節假日也不間斷。因此,饒有興趣地同鄭樵深談歷史,以至于忘記了疲倦。

      鄭樵極力請求返回山里治學,說“臣子是麋鹿的天性,終身熱愛山林。”

      皇上說:“卿宜當等待,朕將有處置的。”

      這場對話,從早晨一直延續到下午,可見兩人談論得很投機、很深入,也很有成效。

      不久,高宗特下詔令,授鄭樵右迪功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所著《通志》,由官府供給紙筆,以便編修抄寫進呈。

      授官文告《授興化軍葦衣鄭樵迪功郎誥詞》,全文如下:

      奉天承運,皇帝敕曰:興化軍布衣鄭樵,朕興學校,崇選舉,以網羅天下之士,猶懼有懷才抱藝遺逸于山林者。比因近臣引薦,賜命召爾以葦衣對于便殿。敷陳古學,自成一家。可以授官,庸示激勸夫學行之士也。爾既力于學,以朕將于此觀爾有行焉。授爾右迪功郎,爾宜欽之!紹興二十八年二月三十日下。

      朝廷至此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有聘用來自民間文士了,對鄭樵的特別聘任,朝野輿論翕然稱快。

      宋高宗的召見,高度評價了鄭樵的治學成就,并完全滿足了他夢寐以求的編修《通志》的要求。體現朝廷對鄭樵修史的肯定和支持,為其編修《通志》鋪平了道路。

      為此,鄭樵對高宗滿懷感恩之情。幾年后,對高宗在邇英殿陛對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津津樂道。他后來回憶說:

      恭唯陛對之晨,曲盡宸衷之照。天顏咫尺,玉韻鏗鏘;平常言語,自成文采,如彼《典誥》,不假雕鏤。所談之經,皆非先儒所能論之經;所談之史,皆非先儒所能著之史。是日,延英之漏甚久,宣室之席屢前。但覺鼯鼠之技窮,罔測云龍之神化。自古帝王之負學術,未有如此之高明;從來草茅而見至尊,未有如此之委曲。

      生動地描述了陛對的場景和自己的恩遇感受。雖不免有某些恭維之語,卻真實地反映了宋高宗重文敬賢、明于學術的儒雅風度。

      【授官風波】

      深宮至尊同草澤史才面談歷史,并稱許鄭樵治學成就,成為一時盛事,四海傳聞。

      鄭樵師兄、湖南湘鄉知縣鄭厚聞訊,贈詩祝賀他聘任。

      別墅生涯富古今,凝旒夢卜苦追尋。

      一封細札三家布,萬卷新書四海心。

      北闕龍吟清晝永,東皋猿嘯白云深。

      滿懷經濟今休靳,聞道養生渴傳霖。

      大意是,鄭樵深居草堂,治學、著述生涯雄富古今。他正是帝王夢中苦心尋求的賢才。一封精致的詔書,通過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家發布。鄭樵的萬卷新書,牽動四海的人心。來自東部深山的布衣,同深宮的帝王進行長時間的對話。現在不可吝惜滿懷的經世濟民的治國才能,為干渴的人民傳來滋養的甘霖。勉勵鄭樵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濟世安民。

      然而,事態的發展并非盡如人意。

      宋高宗授予鄭樵的迪功郎、主管禮兵部部架閣文字官職,體現高宗對鄭樵修史的關愛與支持。其官階為文官序列中最末的一級,職務也不過是掌管禮、兵二部的檔案事務而已。不料卻遭到御史葉義問的彈劾。

      葉義問本是個居官正直、不畏強勢的清官。早年任臨安府司理參軍時,曾上疏檢舉宰相范宗尹的奸詐行徑。其后在江寧縣(今屬江蘇南京)知縣任上,不畏權勢,一視同仁地指派秦檜的親信服勞役。后來通判江州(治今江西九江)任上,又嚴詞拒絕按照秦檜旨意陷害豫章(治江西南昌)太守張宗元,以致被罷職。

      秦檜死后,高宗召回葉義問。他進言:“對秦檜的死黨,宜當全部罷免驅逐;因言論得罪秦檜的人,應當給予復職。”高宗提拔他擔任殿中侍御史要職。樞密使湯鵬舉仿效秦檜,培植死黨安置御史臺,濫用職權清除異己。葉義問連續上章彈劾湯鵬舉,說:“一個秦檜死去了,又出來一個秦檜了!”結果,湯鵬舉與秦檜的余黨都被罷免。葉義問升任侍御史,成為御史臺的長官,后來又升任吏部侍郎,拜同知樞密院事。

      由此可見,葉義問是個嫉惡如仇的真御史。秦檜死后,他主張將秦檜的親黨罷逐,對阿隨秦檜的奸邪不可寬容,當然是正確的。遺憾的是,他不分青紅皂白,將一生專注于治學、著述的鄭樵,只因曾經上書秦檜,請求避免修史之禍,并參照舊例命以閑職以助修史的事,視同于秦檜的親黨加以彈劾,則不能不是誤判。宋高宗召對鄭樵后,不就是允許他的這兩個要求嗎?

      面對葉御史的無端彈劾,鄭樵有口難言。他一生志在修史,無意做官,并且多次放棄舉薦聘用為官。從來沒有試圖借秦檜之手,達到飛黃騰達的目的。為此,竭力請求辭官歸山。宋高宗也深知鄭樵其人其志,因此并沒有聽從葉義問的彈劾,處分鄭樵,只是改任潭州南岳廟監官,使他能夠享受一份俸祿,得以安心編修《通志》。鄭樵并不在意官職的大小、虛實,對宋高宗的新命反而感到稱心如意。

      宋高宗這次召見,是鄭樵治學生涯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編修《通志》的愿望與計劃,終于得到了皇帝的欽定。并且又安置了職位,使他生活上有個穩定的依靠,還指令由官府供給紙筆。對御史葉義問的彈劾,也作了妥善處理。總之,對鄭樵修史的支持和幫助可謂關愛備至,顯示其重文尊賢的仁愛之心。

      【曹勛贈行】

      鄭樵啟程之際,他的故友,時任保信軍(治所今安徽合肥)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曹勛為他送行。曹勛是潁昌府陽翟縣(今河南禹縣)人,曾經是鄭樵父親鄭國器的太學好友。國器還在曹家東樓住過,兩人常有詩唱答。

      曹勛可謂宋朝的一個傳奇人物。原為宋徽宗退位后的武官,特命參加進士廷試,賜甲科。靖康元年(1126),與宋徽宗一同被金兵押解北上。途中,徽宗在御衣領上書寫下“可便即真,來救父母”一語,命劉勛送交康王(即宋高宗)。劉勛自燕山逃至南京(今河南商丘),向宋高宗上御衣書,并請求召募敢死士,由海路北上營救徽宗。當權者不聽,劉勛反被黜斥出朝,九年得不到晉升。

      紹興十一年(1141),金兀術遣使議和,劉勛充任報謝副使出使金國。行前,宋高宗面諭要懇請親族歸來。到了會見金主時,正使何鑄匍匐地上,不敢提出要求。劉勛就反復開導金主,終于允許歸還宋徽宗梓宮(皇帝、皇后的棺材。因用梓木制作,故名)和太后。不久,金國就護送太后回到臨安。劉勛因功升任保信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又于紹興十四年(1144)再使金國。

      鄭樵此次來京,適逢劉勛在臨安,對鄭樵多有照料。他深知朝中的規則,也懂得鄭樵的志向與心緒,作《送殿干譙公暫歸莆田》一詩贈行。詩曰:

      暫輟京塵擾擾間,一鞭行色冒春寒。

      梅花細雨資能賦,野水遙山好據鞍。

      引道頗聞辭魏闕,覓官況可近長安。

      掀髯西笑歸宜早,應及莆閩荔子丹。

      以熾熱的語言,安慰鄭樵割除京師的諸多煩擾,盡早歸莆著述,還來得及品嘗家鄉的荔枝。鄭樵也希望盡快返歸興化,抓緊時間編修《通志》,完成宋高宗賦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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